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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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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大城市依旧高企的落户门槛，红河州的租房落户政策无疑将当地的户籍改革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意义甚至要比之前很多城市推行的投亲落户政策更加人性化，是对公民迁徙自由的尊重，更是对户籍政策改革破冰的政策启蒙。

　　毋庸置疑，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必然趋势；尽管近年来我国的户籍政策也屡屡松动，关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措施也曾先后出台，但是，仍不能改变的一种情形是，农村人或是外来人口落户城市，仍是一个不容易实现的梦想。

　　由此带来的公民权益问题更为突出，城市外来人口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多个方面备受歧视。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地伤害了外来人口的感情，无形当中在城市原住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树起了一道人为的政策高墙。

　　开放的社会，开放的城市需要有开放的胸襟。这种开放性更多地表现在对待外来人口的态度上。实际上，城市在制约外地人权益的同时，也束缚了自身发展的脚步。而因改革开放而崛起的深圳俨然是一个“移民”城市，包括深圳在内的城市发展史表明，城市崛起的活力与动力源泉与外来人口的存在密不可分，城市包容性的多寡也许会成为城市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而城市的宜居指数也日渐提升到了评测城市排名的重要指标。

　　法无禁止即自由。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未禁止公民的自由迁徙，并且，尽管在户籍管理的条框限制的情况下，公民的自由迁徙已不可逆转，并且会越来越频繁。

　　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中，红河州辖区内的对公民迁徙自由的保障，正是法的精神对自由的张扬；而租房落户这样近乎一步到位的户籍开放政策，可作为新一轮户籍改革的政策启蒙——尽管对于人口基数庞大、外来人口众多的大城市而言，这样的政策一旦放开将大幅加大户籍管理的成本，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存在问题不是反对改革的充分理由，而办法总比问题多。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1996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物价涨幅不大，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涨幅远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涨幅。而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78.8%的人认为和十年前相比收入增加了，却有85.3%的人感觉自己的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了(2006年3月20日《中国青年报》)。

    物价涨幅不大，收入增加，生活负担反倒更重了——排除人们随收入增长而膨胀的消费需求和生活质量要求之外，负担加重似乎成了人们收入增长或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副产品”，竟然伴生了剧增的负重感。然而，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指出，不是民众的感觉错了，而是由于宏观数据的计量方法出现了问题——一些学者依据宏观数据做出的分析与一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有很大距离，有的时候甚至是南辕北辙。

    那么，这便引出一个问题：评价居民生活质量到底是应以民众的感觉为依据，还是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准绳呢？显然，当CPI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居民的实际生活状况或民众感觉时，二者便没有了先后主次之分，这个问题也便成了一个伪问题。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是，在民众感觉与学者型的CPI南辕北辙时，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学者的数据(CPI)——在民众自身生活状况问题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知识精英凭借权威或学识主导了话语权、影响了政策走向，而感同身受的民众却相对丧失了话语权。

    但是，重要的因素在于，我国的CPI统计标准本身就存在科学性的问题。我国的CPI统计标准是20多年前制定的。20多年过去了，居民的消费结构与消费产品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往食品在CPI中的权重达三分之一，而目前所占比重十分微小；卫生医药用品、教育、电信等消费所占权重，与实际消费情况完全不成比例。尤其是近几年上涨很快的住房消费，计算CPI时，“依照国际惯例”并不包括在内。

    在原始数据本就失真的情形之下，专家学者依据这一失真的数据进行的评析或发表的观点，当然会与居民的实际体会背道而驰。比如，此前经由恩格尔系数35.2%，得出的北京市民的生活质量已达到国际上认可的富裕水平，很明显，有失科学的数据不足于支撑科学正确的结论。再加上惯常的报喜不报忧的政治心态，使得即便是惯常用数据说话的知识精英也越来越乐于在所谓的科学数据上构筑“乌托邦”、编织那些现代化、国际富裕水平的幻像。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当今知识寡头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他们在建构制度，在操纵话语，在定义是非，在重塑我们思维方式，在代替我们情感的表达。在这样的语境中，表面上可能是数据与民众意愿的相悖，而深层却是知识寡头与民众话语权的争夺。错误的舆论主导了政策与是非，必将遗祸非小。

    毛泽东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诚哉斯言!官方数据或是专家观点，抑或那些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寡头，也该循此多去调查一下民风民情，也为自己的表达寻求一份民意支撑吧。

新闻链接：http://zqb.cyol.com/content/2006-03/20/content_1338130.htm

　　3月14日，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在其学术报告中说，也许得一个诺贝尔奖能够让中国人很高兴，但是这对时下的中国来说并不是最需要的，仍处于脱贫阶段的中国急需像比尔·盖茨、任天堂之类会赚钱的创新人才（3月15日《东南快报》）。

　　越是得不到的就越渴求，戴着“世界最高奖项”光环的诺贝尔奖，已成为国人多年来的梦想。而深谙国人“诺奖情结”的杨振宁也屡屡借此抛出高论吊起公众胃口，去年10月，扬振宁在交通大学的演讲中言之凿凿地指出：20年内，中国大陆学者也有望问鼎诺贝尔奖。既然20年内中国将有学者获得诺奖，杨先生又何以出今日的诺奖对中国无用论呢？

　　莫非是因年势已高，杨振宁先生已然得了健忘症？可以与之形成对照的是，2004年杨振宁先生在“2004文化高锋论坛”提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同样在杨振宁先生做出诺奖之于中国无用论的同时，杨先生又称：近年来，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不利于创新。他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前后对比起来，不仅让人一头雾水，甚至有些莫名其妙了：立论者是杨先生本人，最终否定者竟也是杨先生自己！如此出尔反尔，似乎应归为墙头草的一类。那么，在杨先生如是看似矛盾的两种立场当中，我们该做何取舍呢？

　　凭心而论，持续以来的“诺奖情结”在很大程度上正演变为“明星崇拜”，人们对于国际或世界级奖项的追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对获奖者本人，或是对奖项本身光环的追捧。这一点不难理解，无论是奥运会上尽风头的刘翔，还是诺奖得主杨振宁本人在国内受到的隆重待遇，都可以作为明星崇拜的绝佳例证。

　　而可以预见的情形是，一旦国内出现了诺奖得主，那么对于他本人的关注和报道也将超脱于其成果所具有的实际价值――这与娱乐圈里对于明星的崇拜并无二致；基于这种明星崇拜而形成的诺奖期待也该算是居心叵测吧？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的是，学术成果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实际价值，理当高于创作者个人的明星光环，实际或实用价值才是光环产生的惟一源头。

　　当顺着这一思路再来理解杨振宁的“诺奖之于中国无用论”时，正是一种殊途同归的结果：一两个诺贝尔奖能够让中国人很高兴，却不是最需要的；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创新，脱贫，致富。华而不实的奖项与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对比起来，孰优孰次早已泾渭分明。但是，要正视这一局面，或是从实用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这些与我们内心期待相悖的观点时，我们恰恰缺了一种勇气，这勇气便是理性的辉光和直面现实的胆量。

　　不管杨振宁此前的言论妥当于否，其诺贝尔奖之于中国暂不需要无疑是讲了一次真话，值得那些深怀“诺奖情结”的人们反思、深味。

新闻链接：http://news.163.com/06/0315/05/2C7U5VSK0001124T.html

今天也是最为忙碌的一天，前前后后两部手机响个不停，这似乎应该是一种好的迹像吧，忙碌往往比闲暇更能产出价值。细细想想，也该多产出一些价值了，不然也真的对不起自己的一大把年纪。

今天与一位通过博客交流的80后小朋友聊起了房产市场，一副甚为自得的样子，声称看不上自以为是的人。而我有幸在他看不上的人之列－－我自认为是那种自以为是的人，有时也自知自己的自以为是并非是排他性的，大虫鸣小虫亦鸣，尊重自己尊重对手尊重朋友的发言权，自知而不自恋，知耻而后勇，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我想我也该算是尽了力的吧。比如对于炒房者，对于在媒体上吆五喝六的枪手，那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是一种选择，在我看来也不足为奇，虽然我不会去做，但我认为，他们确有存在的必要－－尽管并非像空气和水那般重要，却也并非如蟑螂、蚊子那般可恶。

现在想来，自己并非是那种以自我为中心，或是消极怨世的超现实主义者，也并非完全赞同存在即合理，却又无从回避那些无可争辩的事实－－有时候，消极地去评判或是去面对一种客观存在，于人于己可能都不是一种好的做法。

相信自己，也在不断地告诉自己，别人只能给予建议，没有人能代替你做出决断。当这一切过去，就让他随风逝去。度尽劫波兄弟在，患难挚友最难得。如是一番胡言，只为他日再浏览到这些文字时，能想起今日游走的上述记忆的碎片，都云满纸浑，我解其中味。

杂志到今天告一段落，以后的日子要多读书，多做事情了，年内兴许会发财吧，过年时有幸吃到了惟一包有硬币的饺子，多少应该应验一些吧。加油，努力呀！